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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金仓兄  

2012-03-30 01:26:1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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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金仓兄

2011年11月20日收到廖名春教授的弟子阎平凡博士的短信,说是常金仓先生在福州的宾馆里突然病故,还说是廖老师要他尽快告诉我的。

这真是晴天霹雳,万万没有想到。金仓兄毕竟年龄不算大,也正是学术研究的黄金季节,怎么就突然离世呢。看来,苍天也有很不公道的地方,那些脑满肠肥、富得流油的权势贵族,那些吞噬国家财富的亿万富翁,怎么就活得有滋有味、优哉游哉,受不到上天的惩罚呢。真是,世道不公,天道也不公啦。我为金仓兄惋惜,更为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多灾多难的民族惋惜。痛定思痛,其奈何哉。

我与金仓兄有一段深情厚谊,名春教授是知道的,他俩是金景芳老先生的先后博士生,有同门之谊,他在赶赴福州的北京机场用电话告知阎平凡,要他务必告诉我。我没有这个方便,无法立刻飞去福州,去向他做最后的道别。但我的心思,从看到短信起已经去了福建,已经在金仓兄的身边。我不会离开他,我相信他也永远不会离开我。他在我心里永远是鲜活鲜活的。

那是1985年的秋天,我在吉林大学周易研讨班跟金老学易。国庆假日,吉大古籍所张鹤泉同志陪同我去东北师大拜访陈连庆老先生,其间谈及历术,陈先生让我做了推算的演示,当即决定邀我给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开课,就讲天文历法。陈先生是国内知名学者,史学界大师级的老先生,师大的史学教师多是他的弟子,他自然是可以拍板的。那时,师大历史系还办有一个“历史教师助教进修班”,集中了全国部分优秀青年教师,金仓兄也在此学习。

我在东北师大第一次讲课,助教进修班的学员也来得不少,金仓兄就怀着极大兴趣坐在课堂,特别专注。课间,他特意倒上一杯热茶,与我亲切交谈。他说对历术特有兴趣,也下过一番功夫,希望弄个明白。这是我们认识的开始。那时候每周去师大上课一次,都在下午,尽管冬天的雪花飘飞,我与金仓兄的交流始终不断,也越来越热络起来。我也专门去师大他的住地拜访过他,他也来过吉林大学。我陪他去见过吕绍纲教授,也陪他去拜望金景芳老先生。金老早已招收博士生,我想,金仓兄年富力强,很有条件继续深造,拿到博士学位。我的想法正是他的愿望。真是不谋而合啊。

金仓兄基本功扎实,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是做学问的材料,有个好导师,必定大有可为。我料到,他将是史学界的希望之星。这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都一一得到验证。

学期结束,我们结伴而行,同一趟火车离开长春到北京,然后他回山西临汾,我往四川成都。火车上,我们还是不断地探讨学术问题,畅谈学习心得,彼此都体会到学术交流的愉快。

下一次见面已经是九十年代了。他读完金老的博士,回了山西师院,又调往史学人才荟萃的陕西师范大学。这也是我们创作欲望最盛的季节,我和他一样,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刊物上频频亮相,然后结集出书。1996年9月我的《西周王年论稿》出版,金仓兄的书评《追回逝去的岁月》就刊发在1996年10月20日的《中国文物报》上。他的见解总是公正而允洽,毫无私美。“我留心于张闻玉及其先师张汝舟先生的年代学论著已有十余年,他们主张月相定点,一贯以书上、地下、天上材料相一致自律,较诸任何一家有影响的年代学说立论都科学严格,可以经得起事实的考验。”他说“留心已有十余年”,那应该是从东北师大我们初次相识算起的。他和我一样,时刻铭记着长春的相识相处,大有相见恨晚之叹。

1996年金秋十月,我们一同在洛阳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召开的学术会议,会后我要经西安回四川老家,金仓兄邀我在西安停留,到陕师大给历史学研究生做个学术报告。为启迪后学,我难于推辞。10月30日下午,金仓兄主持报告会,我以“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题,讲了我的看法,又与年轻学子做了交流。当晚就离开西安。相处时间不长,看得出,金仓兄在陕师大过得不错,虽不能说如鱼得水,还可以发挥所长,那时他已经是历史系副主任啦。文化人,能有施展才能的空间,带出一批弟子,那就应该庆幸了。至于地位、财物,那是不值一提的。

1998年贵州省出版基金资助我出本有关铜器历日研究的书,我请金仓兄写个序文,他慨然允诺。序文中他又一次提到13年前长春的相识,他写道:“那时我的习作《晋国史纲要》刚成初稿,引起我对西周年代学的兴趣,独学无友,很多问题无法解决。”这才开始有我们的交流。《铜器历日研究》一书涉及铜器断代,金仓兄有很好的见解,记录的年月日“不一定就是制作的年代”,往往是“追记”。这就解决了器型排比法出现的很多误解,给铜器断代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至今,迷信器型排比的专家,未必明白这个“追记”的意义。金仓兄真是慧眼独具啊。

也是1998年,金仓兄的大著《穷 变 通 久》由辽宁出版社出版,他寄赠一本给我。他的基本观点我是熟悉的,他此前就有文化史学的不少论述,这本书是他十余年对历史学走向衰落的深沉思考的结晶,他响亮提出构建文化史学,恢复历史学的科学本真。“文化史学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由事件人物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上”,“不再满足于叙述一个个历史事件”了。至于如何解读历史事件的文化现象,他不仅从理论上做了阐述,实践上也有所示范。他的观点获得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尔后各地名牌大学的历史系、历史学院,都改称“历史文化学院”、“文化历史学系”,强调以文化解读史实。而今,他的“文化史学观”已经深入人心,史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读过这本书,对我真正是醍醐灌顶,明白了很多很多。当年九月底我写出了我的感受,《史学的困惑与出路》一文刊发在1998年11月20日《贵州日报》上。我说,“应该深深感激常金仓教授,他毕竟是文化史学的开山领头人。”怀念金仓兄,我们会永远记住他对史学界的重大贡献。

2000年阳春三月,我北上西安,与金仓兄、还有西北大学张懋镕教授一同赴祁山,参加“中国·祁山首届文化艺术节”。我们三人共住一室,几乎每天都是形影不离,交流的机会也就很多。学术研讨会就在驻地周公庙举行。其间,我们到了周原,感叹周民族先民的农耕智慧;又到渭水边姜太公垂钓处,赞佩文王姬昌招揽贤才;又去五丈原,为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病逝而伤怀。有金仓兄、懋镕教授为伴,真的不虚此行。祁山学术研讨会,我们三人事先都提交了论文,都得了奖。懋镕教授得个头等大奖,那是当之无愧的。金仓兄文章是谈“谥法”的,给的三等奖,我的论文得个优秀奖,远在三等之外。我本意是会会金仓兄与懋镕教授,不在乎奖不奖的。此后才知道,祁山博物馆老馆长庞怀靖先生就提出评奖不公,不能体现学术性,“下里巴人之调,反在阳春白雪之上”,庞老先生于是义愤到“拒绝邀请”不到会。金仓兄也深感不公,拒绝领奖。我与金仓兄友善,自然也不去领奖。我只想说,金仓兄与庞老先生一样,不含糊、不苟且,一身文人正气,都是性情中人。个性与学术的严谨是一致的,体现出金仓兄可敬的人品。

尔后,金仓兄应聘到了大连,带出一批博士生。他的弟子晁天义、赵满海都先后与我有过联系,友情的接力棒延续到下一站啦。谁料到,正是他大展身手的好时候,金仓兄就突然离我们而去。

不能亲往吊唁,深以为憾。我痛切感到:友朋少一知己,学界失去良才。我发往福建师大悼念会的电文也就这些文字。

安息吧,金仓兄。

                                                                              张闻玉          2012年3月30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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