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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怀念邹衡先生  

2012-03-29 22:01:29|  分类: 转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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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怀念邹衡先生

                                    夏麦陵

 

2005年初秋的一天,邹衡先生来电话欢迎我随时去采访他。这之前,先生早认识我。次日上午,我便赶到了先生家,叩开门后,我献上一束鲜花,说:“邹先生,祝您健康长寿!”先生乐了,说:“你还不知道我有病?医生说没几年了。”先生显得非常平静和自然,一派“君子坦荡荡”的风度。面对坦然的先生,我看到落日熔金的美丽,也体味出背后淡淡的伤感。我说:“医生的话只是个参考,先生乐观开朗地面对,就能创造奇迹!”先生一手接过鲜花,一手用力地握住我的手,感激全在这紧紧的一握中。

进屋后,我被引进右手边第一间藏书室。这才发现先生的住所怎么像学生集体宿舍似的。完全不是当今流行的居所结构。他的卧室、藏书间、卫生间、厨房等全是一样大小的“学生宿舍”。难怪一次《人民日报》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照片,非常吃惊报道了他的居所条件。先生外出搞考古勘查或发掘,午间很多时候过的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生活,先生是南方人,却“乐亦在其中”。先生没有因“食”和“居”的问题感到心里不平衡,家人也没有埋怨他的“无能”。置身于五光十色的世俗社会中,先生活的简单,也活得自由。一切外在的物质形式,在真正醉心于学术研究的人眼中不过是过眼烟云。一个安静的生命,舍得丢下尘世间一切荣辱恩宠、权势利禄;因为舍得,所以淡泊;因为简朴,才不被物欲,所以才有了精神上的自由和富裕。一个人太看重物质上的享受,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如今,先生走了,我们少了一面对照自己的镜子——这个浮躁的时代,和这位学术坚守者的宁静与单纯。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不追求饮食的丰足,也不追求居所的气派安逸。像先生这样有盛名于世的人,真是少见,难得。所以孔子早就感叹“贫而无怨难”了。

我问先生:“府上是湖北公安县一带的?”先生说:“你说得对,我是湖南澧县人。挨着湖北公安县。”原来以为湖南的口音都是长沙、衡阳那个调子,却没有想到方言也有一个过渡地带,澧县正处在鄂湘交界的位置上。先生鼓励我多写些考古界的人物专访,他说:“因为你从事考古工作,谈起来容易沟通。”还说曾有新闻媒体采访他,探方、器类、有铭铜器,谈起来可费劲。我脸上泛出了笑意,觉得先生并非“满脸庄严,不苟言笑。”

先生并没有按我提问来谈,而是先说了两件事。大概先生曾看过我写的回忆夏鼐先生的某一篇文章,所以先生说:“你姓夏姓得好,所以夏鼐先生与你有长期的交往。夏先生因为姓夏,所以对夏文化研究很重视,把研究夏文化的会议安排到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掘现场去开。”这使我看出来先生是个有“童真”心的人,也可见他心直口快的真性情。其实夏鼐先生对任何人的来信,都会作出答复,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名人,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这是有口皆碑的。原来《丝绸史研究》杂志的年轻编辑梁加龙同志,就对我谈及与夏鼐先生的交往。夏鼐先生是中国考古界的领军人物,当时夏文化研究非常火热,分歧也多。正好安金槐先生主持发掘王城岗遗址,所以夏先生建议国家文物局在王城岗发掘现场主办一次夏文化研讨会。夏鼐先生和邹衡先生等与会学者提出了从地域、年代、文化特征、社会性质,还有文化来源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夏文化的方法,终于对夏文化的界定达成了共识,即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如果从时间上虽在夏王朝时期,但不是夏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也不能称之为夏文化。这都是夏先生份内的工作,与姓夏不姓夏并无关系。先生就是这样需要点城府的时候,却显得一点未凿的天真来。他有着时光弥久而磨损不了的个性。

另一件事是曾有个年轻人当邹先生的面说,先生一生的地位、职务、著述不过如此而已。言下之意,先生自然明白。但先生表示了很平静的沉默。年轻人不知道,不是所有的教授和博导都是同一水平,都能受到先生一样的敬重,也不是凡是白纸黑字的著述都能受到先生的著述一样被人垂青、被人征引——读者心中自有衡量的标准。学术水平的高低与地位、权力和别人的吹捧或自吹终究不能划等号。先生问我:“是不是××地方没有好人?”我说,哪个地方都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现在有的年轻人狂傲太过,先生不必放在心上。我又问先生,入室弟子有没有让先生感动的?先生说:“当然有。”并举了几个例子,如有的弟子对先生说:“医生说该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公家报销不了,我给报。”我听了也很感动,并说:“这就足矣!”这使我看到,在先生严厉的外表下,蕴藏着怎样一颗以情义为重的心。也使我想起了张衡《应问》中的一句话——“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先生能“从容入世,清淡出尘”练出这样的胸襟和淡定之气,需要多豁达啊!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李零先生《留住时光,与你同在》这篇怀念李朝远先生的文章中的两段话——

    在这个“毁人不倦”的网络时代,在这个公众人物如公共厕所的时代,厚道已经是一种古董。

     我体会,朋友跟兄弟有点像,老师跟父母有点像。虽然,我已为人父母,还在学校当老师。但我一直找不到父亲的感觉,也找不到当老师的感觉。

看来并非邹先生一人有时“找不到当老师的感觉”。难怪一千一百多年前韩愈就发出“师道之不存久矣”的浩叹!先生的性格铁石其表,炽热其里。据说,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训斥学生有时让人满眼含泪,所以有的学生便不理解先生的树兰树蕙剪枝修叶的苦心。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刺激学生便无所谓启发,没有疑虑便没有新的发现。胡适先生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对“不悱不发”的科学诠释。能做邹先生的入室弟子是很幸运的事,但只有接受导师的严格训示,才是顺利完成学业的不二法门呀!活得自尊、自立、自强,是邹先生活得快乐的最根本要素。通过几年的引导,他的这个“根本要素”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走近名人,理解名人,我们的心才变得开阔起来,博大起来。我愿意写出一个我所知道的真实的邹衡先生,以达到如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目的。

我发现,只要与邹先生倾心闲聊起来,很容易发现他坦率的可爱之处。我对先生窗明几净的性格能够理解,这是对人生有着相当彻悟的人的性格。一个人只有依照真性情去生活,他才能自然地享受到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

是的,先生一生没有担任过有实权的职务,“首席科学家”、“大师”之桂冠从来与他无缘。在如今“大师”满天飞的社会里,先生非常清楚。他对我说,千万不要去默认不符合实际的名誉。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圈内人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水平?先生只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一名教授,出版过一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衣、食、住、行,或都比不上如今年轻的教授。一直到他离开这个纷繁的世界都不曾世故过,都没有学会乡愿,无论对谁,人格总是透明的,始终不失其单纯的赤子之心。一个人热爱人生便不能不执著,先生执著的是他的夏商周考古研究;而洞察人生真相又不能不悲观,30多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磨难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不干扰他潜心于学术研究。两者激烈的冲突又达成和解的结果就是超脱。所以先生的超脱实质上是一种有悲观约束的执著,又有执著约束的悲观。先生给人一种赤子之心、不谙世故的印象,实际上是一种超脱的外化。此时,我想起了辛稼轩词《鹧鸪天·博山寺作》中的两句,或许与先生的处世态度庶几近之——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1927年1月30日邹衡先生出生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同胞十人,他排行最小。小学和初中是在故乡澧县上的。他印象深刻的是初中时,一次学校组织的春游路过城头山古城遗址,历史老师从城墙夯土层中找了两片陶片对同学们说,据《澧县县志》记载,这座古城年代比商代还早,如果是考古专家则完全可依据这陶片来判断古城更为确切的年代。历史老师讲述的这件事,没想到小小年纪的邹先生却久久藏在心中了。“为什么夯土层中的陶片可以判断夯土城墙的年代?”他一直觉得这事太神奇了!

因为澧县没有高中,先生上高中便去了大庸(今张家界市)。去大庸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火便由华北漫延到了华中。先生所在的高中奉命加入流亡迁徙之路。在“国破山河在”的抗战时期,先生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沉重感,他太想投笔从戎以报效祖国了!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遇。他只有随着流亡的大庸高中穿越湘西和川东的崇山峻岭,最后在重庆安顿下来。在那流亡的岁月中,又有多少同学能静下心来读书呢?但先生的性格是读书时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要听老师讲课或眼睛接触书本,他的思想就能马上集中起来。求知,对先生永远是极富吸引力的磁场!先生从小时候就是这样——岁月的风尘与时空的变迁也难掩求学报国的心愿!不能从戎报国,只有求学报国了。所以他的多少同学的青春年华都凋谢在那不堪回首的流亡生涯中,而先生却扎扎实实地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后,通过两次努力,终于1947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成了许多同学中的幸运儿!

邹先生为什么选择法律系?他想将来从事法律工作,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进了北大后,他认识了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先生。向先生也是湖南人,知道他对历史有兴趣后,鼓励他有时间可去旁听历史系的一些课,以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一来二去,邹先生真的对历史越来越有兴趣了,如果能转入历史系那多好!一天,他壮着胆子对向达先生提出了自己这个想法,未料到向达先生很支持他转系,并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就一定能学好。”向达先生马上找了马寅初校长,所以邹先生也很顺利地由法律系转入了历史系。后来历史系增设了考古专业,邹先生也自然地进入了考古专业。“为什么夯土层中的陶片可以判断夯土城墙的年代”他在新石器时代考古课中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先生的一生执著于他真诚的追求,他选择考古,也是因为从小的好奇使他产生了兴趣。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什么专业挣钱多就学什么专业。

邹先生一辈子也没有忘记向达先生的知遇之恩。向达先生每年的生日,只要他没有外出搞考古勘察或发掘,他是一定要前去恭贺的。从外面返京时,很多时候都不忘“给向先生带点什么呢?”他感到向达先生之于他,真如天高海阔,难以为报。

历史上任何一个知识领域中的先觉者,都是深知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邹先生转入历史系考古专业以后,非常勤奋刻苦地读书,他觉得考古所涉及的知识面真是太宽泛了。除了要掌握田野调查发掘那一套系统、严密的方法论之外,还要熟悉相关的历史文献,这样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和根据。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后,他又顺利地考上了郭宝钧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获得副博士学位。

1952年秋,邹先生作为研究生的考古实习课,被北大安排到郑州二里岗考古工地。这处大型遗址正是1952年开始大量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的。已知它的内涵是以商代前期二里岗遗存为主,并包含一些略早于商代二里岗期的洛达庙遗址二、三期(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和郑州商代南关外期遗址,以及稍晚于商代二里岗期约相当于商代后期的人民公园期遗址。邹先生来到二里岗工地后,立即投入到逐步展开的调查、试掘和发掘中。1958年秋,邹先生再次来到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工地。此时安金槐先生正主持发掘郑州商城,非常欢迎邹先生的加入。此后,邹先生还多次短时间到郑州商城发掘工地,参与和指导发掘,或到文物仓库察看新出土的器物。没想到在郑州前后几次的考古实践,让先生一头扎进商代考古发掘中,奠定了他商代考古方面的坚实基础。在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在考古这样一个需要大量田野发掘才能逐渐积累深厚知识的学术领域,每一步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都具有某种必然和偶然,而邹先生却以不屈不挠的姿态把许多问题的探讨变成了必然。后来收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是邹先生发表在1956年第三期《考古学报》上的一篇力作,也是他投入郑州商城发掘后才有的认识上的总结和升华。

邹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短暂地去了兰州大学后又调回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在这个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考古教学的最高殿堂,他没有感到“风光无限”,而是觉得“压力很大”。《商周考古》的教材是他根据导师郭宝钧先生在北大考古专业兼课时编写的《殷周考古》的讲义,不断补充新的考古发现重新编写而成的,还汇集了各省市考古单位的不少宝贵意见反复多次,最后才于1979年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铅印本的《商周考古》教材,也只是教学中的一个参考。真正讲课时,还要不断补充新的考古发现,修正某些旧的结论和推论才行。《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4、5期连载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是先生的成名之作。它给殷墟文化的断代树立了标尺。那时先生还只37岁。

石兴邦先生告诉我,邹先生五十年代那真是刻苦。当时台湾史语所出的集刊只有考古所图书馆有,他利用暑假,总是从燕园早早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的考古所。当时没有复印条件,只有边看边摘录。午饭或买两个烧饼对付一下,也不能午憩。当时的公共交通也没有今天这么方便。可以想见他必须天未放亮就得离开燕园,下午是考古所下班他才离开。石兴邦先生讲的这件事,只是邹先生勤奋刻苦读书的一个片断罢了。

 

从邹先生转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起,到《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大部分文章的完稿,先生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那个只允许一个人思考说话的年代度过的。虽然邹先生从来就是个与政治不太相关的人,但那个年代,谁都要被拖入政治的漩涡中,知识分子更不能幸免。在长达30年的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中,知识界多少人麻木而又耻辱地埋葬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而先生则没有。尤其是1957年的“阳谋”和“文革”十年中,像先生这样“人之生也直”的人没有被划入另册,也没有跳出来诬陷他人,经受了一次次道德与良知的测试。这让我们看到了在那疯狂的年代,珍藏在先生心灵深处的人性光芒。在这个以损害良心的方式来图名图利的时代,先生却固守在象牙塔中探索夏商周考古的诸多问题,可见先生不忘富于人性尊严的文化使命。先生大体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其珍贵可知。

在迫人就范的那个年代,大家都在苟活着,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惨烈的肉体乃至灵魂的改造运动,付出了太多的本不该付出的代价,哪能像今天的知识分子能静心地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呢!在各种名目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政治运动中,先生内心还得承受那普遍良知的折磨。在这种境况下潜心学问,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不仅要有“隔离的智慧”,而且还要有点“学者的自私”。先生却写出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这样精典的传世之作。它汇集了先生的睿智和音容,至于它究竟能拥有多少“后世相知”,那就要看人们用何种方式走近先生了。李白《把酒问月》诗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今相同的历史视域,是只有深思,才能洞见的。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不是那结论,而是那通向结论的思路和表述方式。能够发现别人未曾发现的是你的幸运;别人发现了,而自己以另一种方式有新的发现,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幸福。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先生或始料未及的是一个探索夏文化途径的问题,竟引发长达20年的学术纠葛,论战对方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先生心中的一些不快。参与夏文化讨论的圈内人士或许没有忘记,正是先生提出都城界定法而把夏文化的探索引上了正确轨道的。没有先生提出的“都城界定法”,夏商文化的界定便无从谈起。在夏文化探索上,邹先生因考古有新的发现和认识,曾改变原来的观点。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无可非议的。作为论战的另一方,应当看到先生是否充分占有了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所有的资料是否经过去伪存真的甄别,然后再得出结论。尽可能地还原到先生当时的客观立场去理解先生,这样才不会偏颇,才有建设性。谈到这个问题,我又想起了李朝远先生,他寄赠我的《青铜器学步集》中许多文章,便针对学术界一些名人某一方面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的意见。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引起过对方的不快。因为“读他的书,你读到的不仅是学问,学问后面,还有人品。”另外,“读他的书,你能感受到他的为人,感受到他的心存厚道。”(李零语)如果邹先生读到批评他学术观点的文章,能读到批评者的人品,能感受到批评者的心存厚道,怎么会心中不快呢?学术是天下公器,善意的批评,是学术民主的体现,是学术前进的动力。宋人叶梦得有语云:“古之君子不难予攻人之失,而难予正己之是非。”如今的年轻人在批评前辈之时,当记取这句名言。

先生53岁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一经问世,美国哈佛大学就邀请先生前去讲学半年,这是对先生学术地位的充分肯定,而先生却“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没有狂傲以致妄自尊大。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以及先生后来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确是夏商周考古的一座山,它有许多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其一,先生最早对几个考古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深入的探讨。如殷墟文化分期,从郑州商城遗址中找出了商文化的特征并进行了分期。最早提出了“先周文化”的概念和特征,等等。其二,找到了西周时分封国的墓葬,如晋国墓地、燕国墓地。先生期待后来人翻越这座山,达到一个新的制高点。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求真过程,如果自以为已达胜境,那可能就要陷于绝境了。在学术问题上的争论,人们不可能一次完成对于真理的认识,考虑到学术问题上的见仁见智,多元互补的规律,考虑到对于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曲折的与逐渐积累的过程,不要过早地肯定真理就在自己手中。同时也应谦逊地想到自己看上去离真理更近,但仍可能还十分遥远。要相信这一探索需要不断地相互对话和自我修正。如果武断地宣布真理在握,这样反而中断了通向真理的漫长又活力永恒的跋涉。在这个人心浮躁、争名逐利的年代,还是少一份虚假的伟大,多一份真实的平凡为好。积累丰富的人,看到的是自己积累之外的那无穷大的一部分;积累贫乏的人,看到的是自己已经积累的这一部分。越看到自己没有的,越感觉自己拥有的太少,越渴望有更多的得到。越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越感觉自己拥有的丰富,越喜欢炫耀自己的拥有。是不是应当跳出这个怪圈呢?

 

先生选择了晋都的地望和晋国贵族墓葬这个学术课题作为他退休前的研究内容。

晋都的地望在哪里?根据文献记载,他从太原开始了考古勘探活动。沿途地面能捡到的陶片,他都要仔细辨认一下是什么质地?什么纹饰?什么器类?什么时期的陶片?有的还要拍下拓片,留下记录的文字。过了襄汾丁村,他又在汾河与浍河夹角的翼城和曲沃展开了纵向和横向的考古勘查。开几条探沟后,更让先生兴奋起来,证实了这一带是确有发掘价值的遗址和墓葬区。

邹先生1979年在曲村试掘,1980年正式发掘。1987年渐渐发生了盗墓之事。仅仅发掘人员是不足以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的,必须有当地政府派遣公安人员介入才行。此时,邹先生想到了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他正在翼城东南的沁水县中条山脉历山山腰的一个山间小盆地——下川中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下川的花粉标本,为后期写作大型发掘报告《下川遗址》而作最后的准备工作。这几天要来侯马办事。石先生是全国人大代表,由他向省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呼吁一下,或许能解决问题。于是,邹先生到侯马找到了石先生,石先生很快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系,省里又很快与曲沃和翼城的县人大办公室联系,使问题很快有了眉目。但盗墓现象一直未断。

1992年在后来编号为北赵村晋侯墓地八号墓中,盗掘出土的14件晋侯苏钟已经流入香港古玩肆中,盗掘简直是与发掘较着劲地抢速度!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花高价抢救回归,当时还保持出土时原貌,铭文绝大部分为土锈所掩。八号墓后来发掘出残存的两枚小编钟,形制和晋侯苏钟第二组相同,大小和文字二者完全可以连缀起来。

晋南一带的气候,冬春两季天寒地冻,夏季高温干燥少雨,发掘工地离县城又比较远,蔬菜供应比较单调,北大考古系的师生对生活条件全然不顾,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还忙到深夜,文物出土记录,对考古新发现的思索,等等。一处遗址、一处墓葬一经发掘,绘图、拓片、照像结束,便要尽快整理出发掘简报来。有时有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家也兴奋得忘了一天的疲劳和困顿。

转眼到了1990年春节,北大参加天马—曲村考古发掘的师生只剩下邹先生和李伯谦先生二人,其他人都回了北京。邹先生觉得自己没几年就要退休了,而天马——曲村的发掘任务还很重,要尽早地发掘完,把发掘报告整理出来,别留下一生的遗憾。大年三十,晚霞灿烂,工地周围远近的村庄就不时地传来鞭炮声。先生知道这是北方人快要吃年饭了,家家户户早早地贴对联、贴门神了。此时此刻,二位先生怎么不勾起对家人的眷恋和思念呢!正是这浓浓的思念,稀释了他们两人在发掘工地的孤独和寂寞,让他俩感到家似乎不再遥远。除了先生,还有哪位考古学者有过春节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独对青灯,城市难得具有的寂静使先生可以深思许多考古问题。他远离喧闹浮躁的大都市,似乎也远离人们追逐浮华功利的这个时代,思想和周身都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惬意。

先生几十年埋头读书和写作,艰辛的野外考古勘察、试掘、发掘,给自己积淀下太多的腰肌劳损和身心疲惫,但先生仍像火焰般的生命战胜了这一切。可以说,先生的生命像火焰般地过度燃烧着,几十年如一日都是如此。先生就像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的那种“以出世的情怀,作入世的事业”的学者。先生一生别无他求,只求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只求给他一片自由自在的研究学问的天地而已,岂有他哉!但就是这一点“奢求”先生在他最好的年华也没有得到。而对于如今年轻的学者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条件了。

稍让先生感到安慰的是,一函四册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天马—曲村》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荣获了美国弗利尔美术博物馆颁发的岛田奖。

 

邹先生2005年12月27日突然乘鹤西去了。据知,先生的辞世并非因为原来的痼疾,而是脚上的毛病。竟出于一种原所未料的猝然,这更是使人感到意外!先生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带走了他的坦诚和清白,也带走了尚在探索中的许多考古问题,却没能带走人们对他的无尽哀痛和思念。无奈苍天给了他才略智慧,却未给他充足的时间。可以说,邹先生没有走到他应当也能够达到的一个更高的高度。这是很可惜的。先生最值得追慕的是他“研究是其生命,学问严谨即为人品”的人生境界。无论是当下的物质利诱或他曾经的失意之时,他都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罗家伦先生有句名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加紧地去把自己的生命,换成有价值的事业!”邹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虽然先生西行渐行渐远,但先生永远不会从考古界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原因就是他以生命换来的永不磨灭的名山事业!只要谈起中国夏商周考古,邹衡先生永远就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中国考古界学术文库中因为有了邹先生的贡献,而闪耀出新增的光彩,考古界的后起之秀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前辈,这样一棵大树,也在学术上、精神上获得了丰富的教益,享受了不少荫凉。对邹先生来说,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已经足矣!

回眸先生的一生,可谓是智慧的人生,即智慧中有大喜悦,这是先生用辛勤的汗水为中国夏商周考古树起了一座里程碑,而在这之前的漫长的几十年的过程中,先生是抱着无关境遇,无关得失,甚至无关单纯的感官愉悦,而是进入了那种大智若愚的无心境界,即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现实,可以说,一方面是学术的腐败,另一方面却是庄严的学术坚守。当今之世,并不缺少明白的人,缺的是道德的自律性。邹先生庄严地坚守着自己的学术理想,以他的资望、器识、修养与操守所树立起来的学人风范,在这浮躁的年代是不是格外值得尊敬呢?先生从来不齿那些抄袭、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而为己有的人。老子有句“五色令人目盲”的话,谁曾料到今日竟应验了!

先生对我说,他自知自己的著述中有的观点还需要今后新的考古成果来纠正或补充。有的学术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给我们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留下一片思索的空白。将来考古新发现即使能证明或推翻现在的结论,那只能说明这一学术问题的探索历程,不能据此而妄加指责或非议别人。这番话,可知先生并不固步自封,更不夜郎自大。难怪说读懂一部书容易,而要读懂一个人却非常难。所以孔子早说了“患不知人也”。

有许多人由尘世走向历史,因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也就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渐至模糊,甚至消失。相反,有的人仍被业内人士所关注,其学术著作仍见于后辈的论述征引中。无疑先生属于这后一种人。先生虽已化作了烟云,但他的形象,他的傲骨、品质和才智,他的激越昂扬的感情,他在学术上永无止境的追求,不断攀登的顽强精神,却永远留在熟悉他的人们的心中!不管这个风风雨雨的世界给他带来多少坎坷,先生仍怀着对祖国与民族的深爱,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初在探索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道路上印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先生以不屈不挠的姿态走完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那是一个考古学家沿着前辈发现、发明而又汇聚了自己许多探索的成果用以奠基的人生旅程。其实,一个不平凡的人正在于他善处逆境、毫不气馁、挣扎奋进、始终不渝地以不怕磨难的苦斗精神去写自己的历史!这使人想起了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庞加莱的一句名言:“正是为了理性本身,科学家才献身于漫长而艰苦的研究之中。”

今天,我们回忆和品味邹衡先生,其实也是品味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解读先生的人生时,在咀嚼和回味中让自己的人生也更加聪明起来。先生匆匆西去仿佛是一次远行,也仿佛是一种解脱。先生勤勉一生,也辛苦一生,愿先生那高尚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2010年惊蛰后一周完稿于北京近林院寓所

 

原刊于《考古学研究》(八),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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